而传出消息的人据说是一位曾是宋军的牌头王二郎，投降后编入鞑子军中，他们的任务便是专门炼制人油。其有一天发现被骗来的人中有自己的兄弟和乡亲，于是联络军中的旧部杀了监视他们的鞑子反了出去，带着几百解救出来的人逃出敌营。可想想自己无处可去，就一路向南去投在琼州的帅府军，路上为防止再有人上当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而他们去琼州是因为帅府军有流星炮专门破金汁炮，根本不怕鞑子……
另一个消息就让人即怕又恨了。说是一群番僧已经南下，这些人都会妖法专门拐骗儿童。只要让他们看上的孩子只要在头顶上摸一下，孩子便忘记父母亲人跟着他们走了。而他们拐骗幼童是因为要为贼酋炼制长生不老药，需要以三千童男童女的心肝做药引子。
与此同时，这些妖僧还会散发瘴气，从而引发疫病，以防止被人发现他们拐骗幼童，正因为如此才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拐走了多少孩子，因为他们所过之处由于瘟疫流行人都死绝了。而现在据说只有帅府医药院有****瘴疫的灵药，吃了他们的药濒死之人都能救过来，雷州那边许多人都是因为帅府赐药才得以活命……
这些流言虽然流传的地方不同，版本也各有差异，但是都极其恐怖让人害怕不已，却又无从反抗，因为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逃走才能免遭厄运。而也有聪明人发现恶魔都指向忽必烈，救世主却是远在琼州的卫王，只有逃到那里才是安全的。应节严不傻，想想便能想到肯定是殿下在其中捣鬼，可其不承认，自己也抓不住任何证据。
其实始作俑者就是赵昺，他要的就是制造恐怖，使人们感到害怕想寻找安全之地。但是既要达到让人们恐惧感达到不畏琼州险恶的标准，又要能引起大面积的恐慌，还要把帐记到忽必烈脑袋上。所以这个活儿却并非想的那么容易，但是操作要简便。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办法就是煽动人们的情绪，而最困难的部分便是要编个‘好故事’！
如何编好故事，赵昺对这个说不上拿手，但是如何操作却不陌生。因为在他的前世一个人可以一夜成名，一个谣言也可以瞬间传遍各个角落的时代。而之所以能这样除了事件或人的特殊性，在背后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团队。
赵昺清楚一个煽动性很强的故事，有时根本不需要事实基础，传播效果和煽动性，也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打折扣。证据不存在，正可说明敌方销毁证据的强大实力，更能突出他们对己方的威胁。而且，仇恨故事中如果出现实物“证据”，还容易被发现破绽，影响煽动效果。比如‘拍花子’便产生于晚清的拍肩mí_yào故事，则因为无法证伪，继续流行百余年之久，至今仍在地铁和阴暗小巷漂浮“作案”，让人深信不疑。
现在几个故事的出处听着都有实处。‘杀十姓人’的消息来自于圣旨，由于使臣的意外死亡才落入乡人之手，又被夫子无意发现而事先逃走免于灾祸。此后因为夫子内疚才告知他人，并出示捡到的圣旨，整个故事有人物、有时间、有出处。但若是想找到源头，却无从查找，可又让人不能不信，因为有人看到了圣旨，上面正是那么写的。
同样‘金汁炮’时间中，汉人军官张二郎因为不忿自己的亲人被害，才揭露了事情的真相，而叛宋降元的宋军都是以万计，叫张二郎这个名字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想要找到挖出这个人岂是容易的事，再者此人已经跑到了琼州帅府投军，你上哪里去找。‘杀童’的故事也一样，战乱中丢失的孩子千千万，虽然各有原因，但人们都会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被番僧拐走了，如此事情便铁板钉钉，因为这样的事情在身边就很多。
再者编的故事要具备传播性和煽动力，需要具备两大特点：一是耸人听闻，二是能联系当下。满足了这两点，恐怖故事才能迎合人们的危机感，调动起他们的情绪和传播yù_wàng。在现实危机严重、人们本已有强烈危机感的时代，这样的故事当然可以靠山吃山。
蒙古人凶残早已闻名遐迩，他们使用金汁炮也是事实，只不过其中装的是石油，而不是人油，可是蒙古人出于战争的需要而一直进行保密，外人哪里知道，他们又不能解释，越是这样越容易让人相信。而对仇家进行族姓灭绝的事情蒙古人同样没少干，金国灭亡后，凡是姓完颜的皇族就被蒙古人杀了个干净，有了这个前科，蒙古人杀‘十姓人’的故事便有了基础，让人十分容易相信是真的。
当然，瘟疫、政治剧变和经济崩溃这种极端事情的发生可遇而不可求，不能一直充当仇恨故事的土壤。要常年给人们以危机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威胁他们的子女，因此直到当代，以儿童为受害者的故事一直层出不穷。而儿童型仇恨故事大多血腥暴虐，且皇帝制仙药以求长生不老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秦始皇就曾强征三千童男童女出海以求常胜的事情更是无人不知。这样作为本族最柔弱的同胞，要受到外族最残忍的虐杀，才能激起同族人最强烈的仇恨。
而赵昺看过有心理学家对谣言蔓延产生恐惧做过分析，他们发现人们对于负面情绪更容易发生共情，对同一群体的情绪也更容易发生共情。因此，恐惧和仇恨在族群间残酷的极端环境下，会变成有效的动员机制及生存策略。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