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宋代以后占城稻的引种已经改变了这种局势，一年两熟已成普遍，除非发生大面积灾害，否则军粮是有保障的。肉类的供应是成问题，赵昺在才琼州也深有体会，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鱼类解决了蛋白质缺乏的窘境，各军之中食鱼也成为习惯。而南方水网密布自然不会缺少鱼类补充，且要比养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北方适合养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极大，野战中骑兵面对步兵有绝对优势，步兵打不过骑兵就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结果，打得过则很难追击扩大战果，赵昺承认骑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获得战马之难，现在琼州军也正因为战马数量不足难以进一步扩充。
不过想用步军出西川与敌军的骑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而琼州水军敢说天下无敌，即可在海中杨帆远征，又能在内河中纵横无阻。可关中地区缺水是常态，东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击敌所长呢？再有江淮地区水草丰美，虽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马，但也可以一解缺马之虞。
另外众臣所言的困难，无论是取西川，还是占东南都同样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北方相对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军打仗，因此统一南方相对很难。容易统一的北方地区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资源优势，向南则易于各个击破。
北方相对寒冷，有较为漫长的冬季，而南方相对温暖，冬季短暂而且基本没有冰冻。这样的气候差异使从北方向南方攻击的时候气候影响相对较小，而从南方向北方攻击的时候则受气候影响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来之后，很少见过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时节生活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作战。而且冬季的后勤补给会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失败。
赵昺认为如今蒙古人已经统一全国，这就是个伪命题，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而割据东南也非一无是处，他记的后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尤其是宋的南迁更迫使北方流民陆续南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本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为广泛了。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并非没有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赵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钱粮，打的是民心所向，东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据点。这让他难以理解为何行朝的朝臣们却一心想要去西川，后来想想也许是朝廷的倾覆让他们失去了再度经营东南的信心，觉的当年靠举国之力与敌麓战四十余年都未能阻挡蒙古人铁蹄，不若前往西川这个封闭之地得以苟安。至于攻取关中，进取中原只怕他们自己也不大相信。
胆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进成为了行朝的主流。而赵昺此刻当皇帝正‘上瘾’呢，当然不想只做个西川之主了，却要恢复旧地，重返中原。可是两派争执不下，久议未果，此前他还不着急，可以坐山观虎斗，想着大家吵吵更健康。不过当下忽必烈将死，蒙元内乱将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