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宁王被捕，抱着一已私念幻想，没有招认任何潜伏同党，他是亲王，又不能用刑逼供，在庭审时激地正德皇帝大怒，立即对其予以斩首，钱宁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可他万没想到正德又抓了个活地宁王世子回来。
钱宁站在欢迎队伍中，提心吊胆地观察正德一行人的神色，见他们神色自若，就是杨凌见了他也是颔首一笑，私毫没有异样，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侥幸：或许宁王交通自已地秘密世子还不知道吧？这样一来那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过这个世子活着终究是个眼中钉，他被押解到南京，不知道皇上会不会马上处死他，如果不然，得想办法早点除掉他，否则终究是个祸患。
他在心里暗暗打起除掉宁王世子的念头，却不知正德皇帝与杨凌一路上早已商议完毕，他已是必捕的人物，只是因为牵涉甚广，在没有回到权力中枢之前，正德还不想泄露从宁王世子身上搜出行贿名册的事来罢了。
正德此次回南京，只是要去孝陵向太祖辞行，随即便要行船从水路回北京，原本不打算在南京多停的，却不想他刚刚回到南京，四夷馆就呈上消息，极西之地的佛郎机国派遣使者前来拜见大明天子，如今已在四夷馆住了三天了。
正德记起去年杨凌大败佛郎机舰队后，曾经说过彼国国王是有意同大明贸易通商的，便急忙把杨凌找来商议。杨凌听说葡萄牙国王的使臣到了，便力劝皇帝予以接见，商议两国贸易事宜，正德对此自无异议。
杨凌想起西方并无双膝下跪地礼节，每每与西方洽谈，常常在这件事上卡住，总得引起一场幡然大波。这才能勉强要求西人行双膝跪礼，此等陋习实不可取，他并不想软硬兼施地逼迫来使行三跪九叩礼。
在他看来，大明在西人心中是否有地位是靠实力来说话的，而大明做为一个洋洋大国，谋求地也应该是百姓和朝廷的最大利益，以往朝贡制度花钱买面子的愚蠢行为早该停止了，便以此番是西方国度的使节来朝谈判通商事宜，而非大明属国进贡天子，可以不必行大明跪礼为由向皇上提出建议。
杨凌最担心地就是六部大员们提出抗议。所以早早地准备了充分的说辞。他并不是为了给西方使臣争取权益，而是想纠正大明朝廷不重实利而重虚名的官僚作风，这第一步虽然难，可是迈出去了，后人就有了借鉴的依据。
朱湘儿那番话提醒了他，皇上如今不在京中，少了许多的掣肘，南京六部不及北京六部权势之大，比较好对付，只要克服了这一关。有了先例可循，以后朝廷再行事就有许多的便利。
杨凌没想到南京六部的这些官员倒比北京六部地官吏更加务实，事情进行的异常顺利，南京六部的老头子们虽然也提出了异议。但是杨凌只是稍加解释，他们就不再多言了。
原来，这些江南官儿背后或多或少都依附着许多江南地豪门大贾，所以江南官员重商态度比起北方的官员来要强上十倍。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欧腾飞，就得力于重商主义地推行，那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然而大明呢，却一直重农抑商，以至于地租、高利贷远比兴办工商更有吸引力。就拿那些最著名地徽商、晋商来说。他们发财之后，同样是广置田地、开办当铺，使集中到他们手中的巨额财富重新归流入传统产业，阻碍了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可能。
这种意识，在北方、在内陆尤其严重。然而江南却是个例外，江南地区本来就多大商贾。自解禁开海以来，杨凌以内厂为倚仗开办交通运输业，兼营各种产业。
为了形成共同利益、确保这个强大的利益团体不会因人而废，他在北方拉拢了许多皇亲国戚包括当今皇帝入股经商，在南方由成绮韵牵头，首先联合各地的大商贾豪门，随即以他们为枝干，把更多的士绅名流和官吏们吸引进来。
如今，这项利益共享、共同经商地股份制经商路子终于开花结果了，就是南京六部的那些官员们也已经被或多或少地渗透影响着，改变着他们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
大明朝原有一项规定，四品以上官员不许经商，但是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京里面，正德开有皇店，成国公、武定侯、寿宁侯这些勋戚们在经商，官员们虽偷偷摸摸不敢张扬，其实也大多经营着些生意。
到了江南更是许多官员在经商，尤其是许多四品以上的官员，包括从京官任上退仕地官员们，都在开办各式各样的商铺、作坊、海运、陆运，他们在官场上有门生故旧，有好友同僚，再通过他们的渗透和影响，江南人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开始产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尽管这种无形的东西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杨凌对这些西方人的到来非常欢迎，在陪同他们愉快地晋见了皇帝陛下后，他就陪着主教大人和该国地一些贵族、商人、军人四处游览风景名胜，观阅大明陆海军仪仗，让他们亲眼见识到金陵城的富饶和豪华和大明军队的强大。
金陵城的富饶和十里秦淮的美景迷地这些西方人神魂颠倒，大呼到了天堂胜地。大明的军队那种坚船利炮、全火器装备地武装让那些本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