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后子强才发现这是只问题股，急忙割肉斩仓出局。待股指连跌四天后，子强以为机会已来临，又杀了进去。这回输得更惨，本钱只剩下三千多元。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子强为了能收回成本，经常走亲访友，苦口婆心说服他的亲戚朋友们，希望能借到钱。工夫不负有心人，子强的真诚打动了他的姑妈和干爹。从姑妈那里借得12万元，又从干爹那里借得8万元，总共20万元，立即投入了股市。
然而，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狂跌到1300多点，丝毫没有止跌的意思，子强这时的股票市值已只有4万多元，亏损累累，负债累累。
他悔不当初，伤心欲绝。他全然不知当时的股市还是一个很不规范的市场,是一个吞没资金的“黑洞”。
虽然那时候股市的参与者都被美其名曰投资者,其实更形象地说,应该是一群无私的奉献者。股民们亏损惨重,赚钱的是极少数人。每年投资者为股市奉献几佰亿的印花税,每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投资者血本无还。这是当时股市的弊病。
因为上市公司大都是从国营企业改制而来,很多是包装上市,根本不具备连续三年盈利,有三分之二的股份还不能流通,是国家股东。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独立性极差,不少大股东侵蚀股份公司权益,操纵股份公司利润,盲目融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在筹资狂热症”的驱动下,企业为了一次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存在编造投资项目的情况,由于拟投资项目未经过慎重论证,股票发行筹到资金后,很多公司出现改变募集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或被大股东占用,弱化了证券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竟出现有的上市公司通过募集到的资金几十亿存在银行户头,不知道怎样去用的情况。股民成为上市公司的“盘中餐”，每年都有几百家公司排队上市,即使当时股民已到六千万,所提供的市场资金还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这种新股发行制度变相是一种盘剥。
如刚上市时的华夏银行,据统计，发行前净资产才1.6元,(这是大股东投资成本),通过5.60元发行10亿股公众股后,净资产提升到2.70元,大股东资产旋即升值68.75%,然后又以7.48元的开盘价上市,大股东拥有的市值累计升值3.67倍.就这样从1.60元到2.70元再到7.48元,好多家发股公司均可像其那样，在数天内完成令人炫目的“三级跳”，这是中国股市的新股暴富!
因利润如此之丰厚,发财如此之速,每年有几百上千家公司在排队上市,它们千方百计，年复一年地演绎着越来越高明的包装财技。即使证券会请来德高望众的专家进行审核,采取无记名投票,乃至券商违规处罚等手段,均无济于事。
原因在于证券监管制度不健全，个人权力过于集中，难免大股东或上市公司与证券会某些高官联手一起谋利，甚至联合组成屏蔽的“防护墙”，让法律“刀枪不入”，新股三级跳的暴利从两次溢价,即一级市场的发行溢价和二级市场的上市溢价,而这两次溢价都是中小股民贡献的。一言以蔽之,新股暴利来自于新股盘剥,这是有权发股的强者(大股东)对无权发股的弱者(中小股民)的盘剥,是一级市场对二级市场的盘剥,是当时还在实行的计划审批的旧体制对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盘剥。
而盘剥根子则在于三分之二的股权不流通,人为的抬高了市价。就像300元钱买300斤大米,本来1元1斤公平合理,可米商硬是囤积居奇放着200斤大米不卖,使米价人为抬高到3元1斤，然后又以这人为扭曲了的3元1斤作为参照。什么配股增发都是市价折扣,新股也是参照同类老股的市盈率计算,还美其名曰市场化、国际化。
既然新股盘剥的根子在于股权分裂,而这根子是中国股市一开始就种下的,为什么一直成为殃及股市的罪魁祸首?一个重要原因是二级市场发展到六七千万股民的规模,在当时己经到了极限,以前溢价再溢价的股票还可以卖给新股民,击鼓传花的游戏还可以做下去。
然而，随着股市财富效应的荡然无存,新入市者越来越少,不仅如此,老股民老股金在不断退出，一面上千家争着盘剥,争着掠夺的大股东，一面是捂紧口袋再不愿忍受盘剥,忍受掠夺的小股民。
在当时谁都知道发股票是最好的暴富手段,而买股票是最快的输钱途径。朦胧的市场最容易赚钱,也是最能骗钱的,而六千万股民都意识到是如何盘剥他们的时候,这骗局就进行不下去了…….
经过如此惨重的失败，子强似乎开始意识到﹕新股发行都是一场大掠夺和股民的大灾难。他发现每有新股上市，股指都会连续几天几十点几十点的跌落,无论是招商银行的发行和华夏银行的发行,还是长江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