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考虑到西线的形势，撤侨完成后。那个快反师并没有立即撤到法国，而是用一些理由滞留在芬兰。虽然一万多人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别国领土上让别的国家总是有些顾忌，但是看在十五吨黄金的面子上，国小兵弱的芬兰还是明智的没有对远征军快反师采取驱离措施。
弗朗索瓦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终于在中国撤侨行动完成后，手里拿着中国“赠送”的两万多支莫辛纳甘步枪三百多门仿制克虏伯的100毫米以下山炮野炮，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力量的农工党，再也不畏惧任何人。弗朗索瓦呼吁中国要实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这时候中国国内其实对于俄国的关心并不多，不要说忙于大笔捞钱的工商业资本家，忙于加班加点的工人、忙于在二五减租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体系下多收三五斗的农民，就算是思想最活跃的大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也都把俄国革命当成是一场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贫民暴*动。除了以前小有名气的反对派陈少秋接过了章疯子的铁笔把弗朗索瓦的俄国革命当作一种新鲜的革命思想介绍之外，也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同。
新华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李维常和这位陈少秋两人在报纸上打得火热，私底下见面次数多了。倒成为一对见面就对骂的欢喜冤家，两人这种别样的友谊持续了很久，堪称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另类的伯牙子期。
很多传统文人也都纷纷发表文章，谴责弗朗索瓦搞乱了俄国不说还企图祸害中国，一直留着辫子的辜振甫辜老就在山东大学的课堂上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竟无效力。”大多数文人认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显然，多数文人是反对所有的暴力革命，当然也包括弗朗索瓦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总是很鄙夷的，并不认同俄国农工党他们拼命的在国内同胞间的自相残杀。这样一来，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倒也没有了必要，因为中国既没有了深刻的劳资矛盾也没有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相反倒是租界都被一一撤走，连香港都确定了战后的回归，青岛干脆就是中**队自己打下来的。一个没有五四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或许答案只有在青龙山南麓的那个神秘的基地里才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