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问题，明天考什么呀？”杜仲老远坐在门口，但是提问的时候，一屋子回响，那两具骨架子震得直晃悠。
“这不是问题。”白先生给自己点了棵烟。
“有问号呀？”
我同意白先生的观点。好些问题不是问题，是较劲儿。比如高更那幅画的题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那是热带大面包果吃撑了，大奶姑娘睡多了的人和自己较劲儿。爱因斯坦反复告诫热血青年，千千万万不要想什么终极问题，想想就会把自己绕进去。
“好，我给你答案。明天考上课讲过的。”
“讲过的都考呀？太多了。”
“谁也没期望你全对呀？”
“什么不考呀？比如生殖系统？我们高中生物也学，但是都是男女分开讲的，而且就第十二章生殖系统没有实验，从来不考。”
“我一定会考的。咱们生殖系统可是仔细讲了的。分到男尸的同学和分到女尸的同学，讲课的时候，让你们交换看过的。过去封建，妇科大夫上手术台，打开肚子，所有内生殖器官都能看，随便摸。但是平时检查的时候，所有外生殖器都不能看，打死都不能看。那个蒙昧落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白先生说到动情，手臂禁不住一挥，顺便掸了掸烟灰。
其实，蒙昧时代远远没有过去，在几年以后，我们学习妇产科，在门诊见习，没有任何一个女病人希望被我们检查。威望最高的老女教授拿自己当诱饵，“不让我的学生看你，也别想让我看你。”并且苦口婆心，“我们医院是教学医院，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如果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连大嫂和小丫头都分不清，将来如何为人民服务呢？十几年后，几十年后，我死了，你们找谁看病呢？你们的闺女找谁看病呢？”但是女病人就是不买帐，进诊室一见我们四个全都一米八零以上的男生，扭头就跑。最后老教授只能让我们四个躲在屏风后面，没有信号，不许说话不许动，好象邱少云。等老教授安顿女病人脱了鞋、脱了裤子、在病床上仰面躺下、两腿蜷起岔开呈截石位后，一个手势，我们从屏风后面陆续钻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那个女病人狂叫一声，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拎了裤子就窜了出去，鞋和皮包是几个小时以后回来取的。
白先生是个很有激情的人，讲话动情时，眼底一突火花。我完全可以想象，白先生年轻的时候多么招姑娘喜欢。第一节课讲解剖概论，白先生上窜下跳，用古希腊文在黑板上写下阿波罗神殿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关于人的颂歌。问我们，人的拉丁文学名是什么。班上一个叫车前子的韩国留学生当时坐在我旁边，满怀崇敬地仰望着白先生，小声问我：“白先生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我说我也给你讲个关于莎士比亚的故事吧，一个老红军，参加革命之后，先后跟了陈独秀、张国焘、林彪。运气不好，又没文化，不识字，所以一生不得志，一生未娶。老红军作风正派，不j不嫖，所以临死前，几十年，除去自渎，还是童男。老红军临死前，老泪纵横，死不瞑目，大声疾呼：“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周围的老战友，老部下都糊涂了，老红军没文化，不识字，怎么念念不忘莎士比亚呢？只有旁边一个小护士是老红军的同乡，听懂了，一个人偷着乐，告诉老红军周围的人，老红军说的是家乡土话：“啥是呀？啥是呀？啥是呀？”车前子理解之后对我说：“秋水，你不是好人。你是个y秽的人。你是个低级趣味的人。”然后问我：“你是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白先生掸完烟灰继续说：“这次考试，生殖系统一定是重点，我不想你们将来露怯。文革之后，咱们医学院刚复校，咱们妇产科老主任问一个你们的师兄，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j蛋大小。老主任追问，卵巢多大？你们师兄双手比了个鸭梨大小。老主任再问，卵巢到底多大？你们师兄比了个皮球大小。老主任说，我看你还是再重新上一年吧。你们师兄就蹲了一年班。希望你们今后别这样替我丢人。”其实这个问题有些不公平，如果问我们师兄，yj多长，师兄肯定知道。即使不知道，临时比划比划，也就知道了。
“颅底那些孔考不考？”
“考。”
“有一天我在澡堂子遇见内科主任。没话找话，我问他，您还记得颅底那些孔，都分别有哪些结构从中间及周围穿过。他回答说，他怎么会记得。主任都记不住，说明没用。不做脑外科，不做神经内科，就没什么用。既然没用，为什么还考？”厚朴继续问。
“你每顿吃饭，之后都拉成了屎，你为什么还吃饭？你记住。学过之后、记住之后再忘掉和从来没学过、压根儿就不知道，不一样。即使忘了，你至少还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就象你们在北大预科学的东西，你们记得多少？但是那种训练会让你们一辈子受益。那是人文关怀，那是科学修养，那是金不换的。国家、学校是把你们当大师培养，不偷一时的懒儿，不争一时一地的得失。懂不懂？其实，好些东西要掌握方法，比如颅神经，十二对，记我教你们的口诀。”
“一视二嗅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