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
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s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
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y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d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
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
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g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s分子y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
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
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j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
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s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r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x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
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g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s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y谋，而是历史的偶然x吧